(46)有学者认为，从一国的视角看，涉外法治是国内法治对外的延伸和拓展，属于国内法治的一部分。
应当强调，对风险评估内在不确定性的说明应是完整和充分的，并非只是披露（disclose）内在不确定性的存在，还应描述（characterize）特定不确定性的类型/来源和风险评估中对该不确定性的处理，提供（justify）选择该特定处理方法（如选择特定假定或预设值）的科学理据，并解释（explain）这种不确定性处理方法对风险评估结果的影响。[40]反过来看，这实际上揭示了，用特定数字（一个点或一条线）来表达风险评估结论是以表面的确定性掩盖了原本存在的不确定性，而代之以数字范围来表征风险则可使之前被无意或有意隐藏的不确定性显现出来。
这两种类型的判断均应符合比例原则。[39]行政强制措施虽在学理上被归为事实行为，但其实施会直接限制相对人的权益，因此我国《行政强制法》（第10条）明确规定行政强制由法律设定。就此而言，法学界对风险评估的研究已经滞后于立法的进展。于是，在风险评估报告中对内在不确定性作明确披露，将同时使如下问题显露出来：是否应当展开进一步研究、搜集更多的风险相关信息以减少不确定性？此问题不仅在特定风险评估展开的早期阶段即已提出并要求回答，在风险评估实施过程中它也有可能再次浮现：面对相关知识和信息的不足，究竟应暂停风险评估先做进一步研究或者带着不确定性继续风险评估？ 理想世界中，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有可能，更多知识信息、更多确定性似乎总是更好的。概略的规定较多，[30]具体的规定少。
[27]此时，风险评估的内在不确定性与外部不确定性出现了交叠，这种混杂局面类似于一条原本就并非清澈见底的河流又遇上一群尝试把水搅浑的趟水过河人。在前种情形下，涉及有限的公共资源的分配和投入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判断。[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页。
第三，建立健全跨省城市政府间联席会议制度，完善省际会商机制。所谓集体平等，既包括不同群体之间的平等，也包括不同地域之间的平等。有学者指出，中央事权的根本性体现在中央事权属中央，中央主导事权配置进程，未配置事权属中央，中央配置事权的全局性和终局性等几个方面。第三，应该重视权利的制度性保障功能。
首先，一个地方对另一个地方的帮扶，要以双向甚至多向合作为原则，而非简单的、单向的支持帮扶关系。第一，中央可以在经济、社会、文化等与人民美好生活密切相关、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至关重要的领域进行授权，比如科技、教育、文化交流、环境治理等领域
高巍：《重构罪刑法定原则》，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第123页。陈兴良：《犯罪构成论：从四要件到三阶层——一个学术史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第62-69页。行政处罚的目的在于及时威慑违反行政秩序行为并防止其再犯。[26] 主张结果犯的学者将危害结果理解为对法益的侵害或侵害的危险。
行为对象是犯罪行为构成要件该当性的选择性要素而非必备要素，这一点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上同样没有争议。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所造成的行政法益损害是一种制度性风险，而非对法律制度带来的基本挑战。[2]参照说提出在参照犯罪构成要件的同时对其中若干要件的内涵做区分化处理。与犯罪论体系中的有责性阶层一直以来秉持的故意原则不同，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责任条件存在较大争议，且在本次《行政处罚法》修改前讨论尤为激烈。
孙百昌：《试论行政处罚不问主观状态原则》，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0年第7期，第28页。也就是说，用于识别犯罪的犯罪论体系在惩罚原理的探求上走得更远。
法益保护原则指向刑法的任务，即保护现实社会中重要的并且是最基本的价值或法益。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参照阶层论，亦可囊括更为充分、逻辑关系更为清晰的判断要素。
尽管要件论是当前行政法学者判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主流观点，然而学界并未就要件次序形成共识，呈现出主体—客体—客观—主观客体—客观—主体—主观和主体—主观—客观—客体等多种排列组合。除此之外，需要注意的是，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是质量区别说的集中体现。对过失的违反秩序行为及时干预，方能尽早恢复社会秩序。[12]因此，若要证成犯罪论体系的可参照性，还需对此予以反驳。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本质的原因，从客观归责到责任主义是制裁制度发展的必然。[5]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条第1款仍然沿用违反秩序行为是违法的和应受谴责的、使法律规定的事实构成得到实现并为该法律准予罚款处罚的行为这一规定。
行政法益是一种抽象的超个人法益，是对秩序稳定的期待。当然，不以危害结果为必要并不意味着进行主观归责，也不会导致行政处罚权的失控。
然深究其内在机理，可以发现改进的缘由在于犯罪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不同，尤其是部分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与犯罪存在质的差异，所获得的社会评价截然不同。其认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与犯罪之不同、行政罚与刑罚之不同，导致两者在责任条件、既遂与未遂、主罚、从罚及时效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
比例原则是评价公权力行为正当与否的重要准则，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当不存在结果的明文要求时，无需进行因果关系的判断。
1991年之前，客观归责是我国台湾地区处理行政处罚案件的通行做法。[14]在苏州鼎盛食品有限公司与江苏省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工商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中，二审法院为了矫正该种不正义，将无过错作为量罚要素进行考虑，并依据过罚相当原则，将原行政处罚决定予以变更。该法第10条规定：违反秩序行为之处罚，以出于故意为限，但法律明文规定对过失行为科处罚锾者，从其规定。黄锫：《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的法理构造》，载《浙江学刊》2022年第2期，第54-56页。
为了顾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特殊性，需要对犯罪论体系进行改进。[日]高桥则夫：《刑法总论》，李世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5-56页。
（1）若未发生重大事故，该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1款产生的行政责任能否因紧急避险而阻却？（2）若致人重伤，该行为违反《刑法》第133条产生的刑事责任能否因紧急避险而阻却？因致人重伤所产生的侵权责任得否因紧急避险而阻却？一般而言，紧急避险包括五个要件：一是必须发生了现实危险。除此之外，一些特别违反秩序法也包含违法性阻却事由，如紧急状态、职责的正当冲突、同意和推定同意、特定的官方权利、根据指示行事等，且其适用要求与刑法相同或相似。
相较而言，为行政处罚规范所保护的法益——行政法益——是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属于超个人法益。其次，违法性出于保护法益的需要。
也不意味着行为并未引起结果，因为行为已然导致行政法益的侵害，只是这一结果并不一定呈现为对个人法益的侵害或侵害危险。周光权：《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的论争及其长远影响》，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3期，第21页。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5条规定了正当防卫，第16条规定了紧急避险。相反，若以故意为原则，那么相当多侵害行政法益、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将因无故意而不予处罚，进而处罚的威慑作用对于这些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无用武之地。
吴庚、盛子龙：《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453-454页。[39]当然，若特别处罚规范明确规定故意，则应当将故意作为责任条件。
有学者持客观归责的观点，主张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主观要件是微不足道的。先基于特别处罚规范进行构成要件该当性判断，再从总则意义上逐次判定违法性和包括主观构成要件的有责性，更符合执法的常规操作，有助于提高执法效率。
[15]相较于Handlung和Vorwerbarkeit的中性表述，Tat和Schuld具有明显的贬义。有关法益保护原则与比例原则之间的关系，参见张明楷：《法益保护与比例原则》，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第9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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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违背《立法法》第104条规定——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的大量司法解释，并未依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得到日常化的清理与矫正。
如果距离小，相似度就大。
所有模型都是错的，盖因模型是对世界的简化，而简化难免造成某些重要信息的丢失、遗漏，特别是把非线性问题简化为线性问题时，常常导致事实的扭曲和变形。
故此，从法律上利害关系到利害关系的立法变迁，应解读为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再次扩展且业已形成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的梯度性结构：首先依保护规范理论进行法律上利害关系分析，然后进行事实上或约定上利害关系的司法判断，最后在行政第三人原告资格无法证成时，如若符合法定条件，还应及时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实现行政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制度衔接。
可计算性理论（computability theory）表明，世界上只有一部分问题，并且是一小部分问题，才能通过计算找到答案。